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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满园关不住——回忆“温州模式”传播往事
  

  今年6月底的一个清晨,我从微信里收到好友张仁寿教授发过来一篇电子版文章《我对温州模式的跟踪研究》。仁寿兄是经济学家,此文写得既洋洋洒洒又满怀深情。他在给我微信附言中说,这是温州市政协的约稿,在加拿大旅居时抽空写成,并特别提示“文章最后部分提到你”。我读罢他的文章,不由回想起当年的我似乎真有一个如他在文中所说的“学者型官员”的“头衔”。他建议我作为“当事人”也应该写一篇有关“温州模式”的回忆文章,这便是我撰写本文的重要起因。

  科斯教授是西方经济学界众多大师级人物中最有中国情怀的,用“圣人”形容他都不为过。他为什么有如此深厚的中国情结?在这次研讨会上,这位经济学大师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许多美好的想像。可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非常地缓慢,中国在世界上落后了。他一直在想,中国怎么就会落后了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对世界经济,也会对经济学理论产生重大创新。”其时,科斯已是98岁高龄的老人,他在研讨会闭幕词中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一个将要长眠(long sleep)的人。但是,每当我想到你们(中国)还在继续努力做着的事,我就会非常的高兴,衷心地祝福你们。“为中国奋斗,也就是为世界奋斗!”由此可见,科斯一直在关注中国,并通过各种资料、书籍及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在用心地思考研究着中国经济的变革。这应该也是他之所以重视温州改革经验的原因吧!

  世界市长大会开幕两天来就贸易、环境、就业、卫生、人口控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钱兴中在介绍了温州基本情况之后说,面对新世纪,城市的发展要创造特色,体现个性,以特色和个性显示竞争力,增强吸引力,保持生命力。温州今后城市发展要发挥机制特色,增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发挥产业特色,夯实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发挥布局特色,强化城市集聚辐射功能;发挥环境特色,突出城市的景观魅力;发挥文化特色,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

  ——温州改革开放前的情况,带有中国落后地区的普遍特点,温州路子对中西部发展有借鉴意义。温州改革开放以前可以说是沿海地区的“西部”,客观条件是“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可利用资源少,国家投资少,交通条件差。在这样的地方如何较快发展经济,温州被称为找到了“最低有效启动点”

  世纪之交,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市政府因而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是不是温州发展的一个机遇”的研究课题。2000年1月,在《经济日报》的推动下,我与时任乐清柳市镇镇长任雁鸣、天正集团高天乐去西北地区考察调研,《经济日报》跟踪作了历时半个月“东人西行记”系列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温州经验为什么会引起边远地区的广泛兴趣,主要在于温州在改革开放之前,基础条件同这些地方一样落后,但温州主要靠自身力量快速发展,从而提供了可资借鉴、可以学习的经验。我们一路座谈、报告,深切感受到云南学习温州经验上上下下非常真诚,不做虚功,要学“真经”。如曲靖市分管副市长撰文说:“听了温州发展经济的介绍,感受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温州比,差距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温州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我们的许多经济指标只是温州的三分之一。温州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国家也没给温州多少优惠政策和资金投入,为什么我们与温州的差距会被拉大?温州经验很多,可以借鉴。”(1999年3月15日《云南日报》)

  为此,我及时向钱市长报告,他表示同意参加。我们随即讨论拟提交的论文提纲。虽然我“投笔从商”多年,但出于钱市长对我的信任和我们之间曾经的默契,我成为论文的起草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我本人也受到邀请,后来向研讨会提交了一篇书面交流文章《民营企业的新跨越新提高——以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此按下不表。按照钱市长意见,论文以《从中国·温州的改革实践论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为题,主要阐述三个问题:一是温州发展的历史和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二是温州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拟定的提纲交给代为审稿的国内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人,他们很快回复:“该提纲我给好几个经济学者看过,他们认为是一个好题目。写成好的论文,希望集中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为什么温州政府能够率先进行改革或职能转变?改革之前温州政府职能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2.是什么内在激励因素促进政府改革自身职能?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动机是什么?3.温州民营企业为什么能够迅速发展?是什么特殊的资源、文化、制度条件促成了“温州模式”?4.希望以具体的案例来说明问题,最好从故事里抽象出一些理论观点。”根据这个要求,经过一个多月准备,我们提交了论文,一次性通过。

  “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正式于2008年7月中旬在芝加哥大学举行,大会共五天,其中一天安排“中国政府官员代表讲述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钱市长同深圳、长沙等市政府领导分别发表了演讲,他讲了三个部分,主要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了经济学家提出的上述四个问题。钱市长带去了他发明的“大车-道路理论”,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和赞誉:“温州经济的主要特色由民营企业、市场机制、区域规模、人本经济和有效政府这样五个有机联系的方面所构成。其中,民营企业、市场机制是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温州人是温州经济的‘拉车人’,政府则担任了‘建道路’、‘管交通’”的角色。”他进一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做和需要做的,主要也就是‘建道路’、‘管交通’。这里的‘建道路’主要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如搞好宏观调控,建设基础设施,保护个人产权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这里的‘管交通’主要就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协调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要明确自己的有限边界,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够解决,就应该放手让市场和民间的力量去解决,政府不必事事躬亲,处处干预,更不必越俎代庖。”科斯教授的助手、一位华裔经济学家对此评价说,很形象很新鲜,真是一语中的。

  当我认真阅读了《意向邀请函》后,深感这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全世界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学者、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具体决策的政府官员和著名企业家,共聚一堂,深入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过程和具体经验,以求对经济科学做出独特贡献。科斯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Robert Mundell)、贝克尔(Gary Becker)、诺思(Douglas North)等许多世界一流经济学家都将与会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

  本报利伯维尔讯:当地时间11月16日上午,市长钱兴中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举行的世界市长大会上发表演讲,阐述贸易的基础在于产业发展。

  1994年底,我从洞头县委书记任上调到温州市委办工作,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分管接待工作,协助党群书记联系宣传口。当时,全国各地来温州学习“取经”正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为了利用好“送上门来的”对“温州模式”的传播机会,我不得不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多用功,阅读有关温州模式研究论著,也重视对温州经济的调查研究。而后,钱兴中同志担任市政府市长,我转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也许是缘分,也许是错爱,钱市长特别喜欢我的文字,而一份信任十份责任,我就更不敢懈怠了,更加努力去思考研究温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此期间,我撰写了不少有关温州经济的文章,其中《温州机制探秘》一文,还获得了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到来之际,回忆自己亲历的几个有关“温州模式”的传播活动,往事历历在目,心情依旧有几分激动,也感觉有些特殊的意义。

  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后来对我说,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除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像规模如此宏大的巡回报告,也只有“温州模式”才有这种“待遇”。两年后,《经济日报》在一篇文章提及这次活动时,作了这样的点评:“……受云南省政府之邀请巡回演讲温州经验,轰动边陲。”

  费老文章最后非常动情地说“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温州精神所感染、所激动。我体会到的温州精神就是不甘心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事实上,我们作为温州人,几十年来一直被费老这位世纪老人“所感染、所激动”啊!

  ——温州企业以中小企业见多,理论上说没有规模优势。但温州通过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把中小企业连接起来,形成了块状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规模效益,既有“小”的活力,又有“大”的实力。

  钱市长的演讲,加上大会印发的书面报告和我们分发的精美的温州宣传画册,引起了与会者的浓郁兴趣,会上会下纷纷前来与他交流,场面十分活跃,其中一位埃塞俄比亚女市长还“紧追不舍”,除在会议间隙进行交谈外,第二天一早还专门经使馆介绍来到我们下榻的宾馆,再次会谈,并给钱市长赠送了一个大大的非洲木鼓,足见其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和对温州经验的珍重。

  东人西行,并不是将西部十个省市都走个遍,而是选择性的涉足了宁夏的银川、甘肃的兰州、陕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贵州的贵阳、安顺及遵义共五省七市。报道计划性与随机性相结合,记者作随行采访,每天发出一篇报道,至月底共刊发了十五篇报道,其间不时刊登“附记”,登载各方面读者对系列报道的反馈。系列报道结束后,又专门发表长篇报道《东人西行引四方评说》,其中说:“本报‘东人西行记’刊出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热烈反响,‘东人西行’热线电话和传真不断收到读者对西行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几位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专家、学者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个系列报道,次年被评为新闻界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第二名,成为新闻学的一个经典案例。有关专家对这个案例作这样介绍:“作为一份全国性经济类中央级党报,对‘西部大开发’的宣传报道中,《经济日报》重拳出击,打出一系列的漂亮的‘组合拳’,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2000年,大多数新闻媒体都是在‘两会’召开期间或之后才开始进入‘西部大开发’宣传报道状态的。而《经济日报》先声夺人,在1月份就打出了份量十足的‘第一拳’——连续性报道‘东人西行记’。”

  应该说,世纪之交是“温州模式”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温州原有的经验正熠熠生辉;另一方面,已经摆脱过去“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也走出了温州产品“假冒骗”的阴影。此时宣传温州,天赐良机。我们一路上考察、座谈、交流,在紧抓西部大开发主题的同时,也不失时机结合介绍、宣传温州模式和温州人的精神。西行之路,到处听到对温州和温州人的肯定、赞誉之声。

  我们三人所到之处,谈得最多的是西部开发可以借鉴的温州经验。在活动结束后,我们又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三人合写的文章《西行思考录》,其中第二部分概括了我们这方面的观点:

  在温州发展进程中,有两起“温州模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大事,值得载入温州模式的史册:一是钱兴中市长应邀参加世界市长大会,温州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介绍经验;二是钱兴中市长应邀参加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发表有关“温州模式”的学术演讲(后文将会述及)。这两次会议,我有幸都全程参与,并为钱市长起草相关文字材料。

  时间过得真快,中国改革开放将迎来四十周年!我本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前后的那几年,接待络绎不绝的外地来温州学习考察团,介绍温州的经验;还不时受外地邀请前去“传经送宝”。 其景象可谓是“春色满园关不住”!我深深地体会到,温州干部群众敢闯敢试、大胆冲破长期以来极“左”思想的禁锢,勇于探索市场经济的路子,具有敢为人先的超前性,使温州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当时我有感于此,撰写了《温州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贡献》一文 ,我提出温州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影响举其要者有四个方面:第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的实践经验。“温州模式”的本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大胆地选择市场经济,积极地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历经磨难,义无反顾,积累了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第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少理论突破。温州作为我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其成功的实践,为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力的实证;温州本土理论工作者,也在温州现实土壤中,进行研究探索,敢冲理论禁区,取得了不少成果。第三、为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温州模式的“实地演示”。 温州当时有10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客观上是在为那些地方作温州模式的“实地演示”,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温州人一边挣钱,一边传播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和本领” 。第四、为外来人员提供了市场经济的“实战训练”。温州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既表现在本地经商人员流出多,也表现在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流经多。据调查,一些有过“温州经历”的外地人,在温州学习了经商方式、办厂经验,回家乡经商、办厂,当了“小老板”。客观上温州成了商品经济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 。

  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文章的前两部分基本采用了《汇报提纲》的观点和材料,说明我们的调查是务实的,研究是出“新”的。同时让我十分敬佩的是,费老凡是引用《汇报提纲》的地方,都用“这是温州朋友作出的基本判断”、“用温州朋友的话讲”等一一加以说明。在文章第一部分他写道:“温州企业组织制度的变化已经成了一种让人欣喜的潮流。用温州朋友们的话讲,出现了‘两个趋势,三大变革’。一是集团化的趋势,二是大量的股份合作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的趋势;三大变革是,产权制度变革、董事会制度变革和企业家制度变革。这两个趋势,三大变革,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是一个极其生动的变化过程,是一本可圈可点的改革大书。”第二部分重点写道:“‘在发展中有新的变化,在变化中有新的发展’,这是温州的朋友们对他们最近几年的专业市场发展现状作出的基本判断。具体说来,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过去是企业依赖专业市场推销产品为主,现在的推销渠道是专业市场和市场网络并存。过去以本地市场为主,现在转向本地市场和在外市场并举。过去以内销为主,现在转向内销和外销并举。过去以有形市场为主,现在转向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表明温州区域经济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靠拢,开始同国际经济接轨。”

  云南当时处于经济发展的大启动阶段,各界人士真心希望学习温州的经验。我们报告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引起强烈的反响。例如昆明报告会,《云南经济日报》以“温州经验在昆引起强烈反响”为题作了报道,写道:“昆明作为省会中心地市,听取报告除了省里安排的4个地州市领导和个体私营主外,各省直机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有关领导、学者也纷纷要求参会,他们希望结合省情,研究我省个私发展的出路,据会议承办者介绍,有限的场地,使入场券相当紧张。在报告现场,记者看到,可容纳12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大家不仅专心听,而且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京都快餐连锁企业的洪景平经理不辞辛劳,坐着轮椅从开始听到终场。与会者听完报告后纷纷反映,温州报告团的同志传经送宝不仅语言精彩,而且他们介绍的做法值得我们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借鉴。”

  到达当天晚上,中国驻加蓬大使会见了钱市长,他对温州情况相当了解,向我们介绍了会议的开法,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友好国家的市长们对温州经验的“兴奋点”,一同商议用通俗的语言讲好温州的故事。因而,这次大会上钱市长除了分发一份长篇的书面报告《发挥特色,完善功能,实现温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外,又作了一个口头演讲。大会对中国十分友好,北京、温州两市市长分别在开幕式、闭幕式上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排中央就座。因北京副市长在开幕式之后即离会了,之后几天都是温州市长的“风头”了,钱市长席位前面的牌子放着“CHINA”,这应该是温州市长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

  ——温州最大的优势是富有“自主意识、创业精神、创新思维、负重品格、风险观念、经商能力”的温州人。西部发展要“以人为本”,要把发展民营企业作为大开发的重头戏。

  我们到达云南省后,才发现他们对我们“‘温州模式’报告团”的接待规格之高、活动安排之隆重、报告会规模之宏大,都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云南省当时共有17个地、州、市,他们安排分为5个片区,让我们分别在昆明、曲靖、西双版纳、大理、保山5个地、市、州作报告,周边地、市、州领导和企业代表按片区到这5个地方听报告。省政府领导说“这是我省首次邀请先进典型地区代表介绍经验、影响面最大的一次活动。”可见当时“温州模式”在外地的地位和影响力之一斑!

  是年1月13日,《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正式推出了“东人西行记”专栏,刊登了此系列的第一篇稿件——《温州人眼中的大西北》。“写在前面的话”道出了报纸组织这一系列报道的原委 ——“‘东人’者,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乡镇长是也。此次西行的‘东人’,是我国较早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温州市的几位同志。他们得知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后,跃跃欲试,先行一步,准备到西部去实地考察调研,寻找合作商机。记者得知这一信息,即与温州的同志商量,一道前往,随行报道。”“中国西部在举世瞩目中‘热’起来了。‘热’起来的西部引起了温州市的重视。在温州人眼里,世上处处有黄金;在外地人的眼里,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以上两句话,道尽了温州人的敏感。有意思的是,此次三位考察者,正可谓温州市的‘三方代表’”

  在文章第三部分,费老把温州经验提得很高——“温州的‘码头’在变化,让人欣喜;建造“码头”的机制也在变化,让人更为欣喜。温州‘码头’的受益者主要是温州人,温州人建造‘码头’的机制如果能为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融资体制改革提供成功经验,受益者就可以说是12亿中国人了。”文中他还特意录下钱兴中陪同考察路上对他的说的话——“温州的领导对我说:‘在跨世纪的进程中,我们进一步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作用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必须从竞争性的领域中退出来,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基础设施的规划、筹资、建设、管理之中。其中筹资和管理还要尝试更深一步的企业化和社会化,规划和建设则需要更多的政府行为或者说政府导向。’这一席话的背后,包括他们建筑在实践经验之上的理论思考,也包括一个更加宏大的‘跨世纪百项工程’。……那将是我梦想中、盼望中的温州‘码头’的模样,也正是温州人正在一砖一瓦、一桥一楼地实现着的蓝图。”

  按时间顺序,现在追记“温州模式”走向世界的第二件大事。时间到了2007年下半年,其时,我“下海”离开温州已有七年,钱兴中市长也离开温州多年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前夕,“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中的典型意义,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se)教授倡议发起,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商学院、科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定于2008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这次研讨会十分重视温州改革的经验,通过国内一位经济学家找到我,希望我联系原市长钱兴中参加研讨会,他还转交了一份致钱兴中市长的《意向邀请函》,其中写道:“会议发起人诚邀您为会议撰写一篇文章。据我们了解,您在温州当职的十年,正是温州经济飞速发展的十年。您是当时很多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见证者。由于您所处的特殊位置,对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经历必然有着不同于旁人的观察角度,也有着超过旁观者的敏感和思考。因而我们深信您对‘温州模式’有着独特和深刻的见解。”

  我们经法国巴黎飞抵加蓬首都。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一下飞机,停机坪上呼呼啦啦地排列着几十号温州人,他们打着“热烈欢迎钱兴中市长访问加蓬”的大红横幅标语。后来了解到,在这只有六十多万人口的中非城市竟然有好几百温州人经商,主要是把中国的小商品转运到这里来做批发生意。没等钱市长去“传经送宝”,这些人已经在这里作“温州模式”的“实战演习”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于闯荡的精神在这异国他乡再次得到发扬光大——我说“再次”,首次应是让·平父亲那一拔人。

  当我完成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耳际响起了当年副总理说过的话:“温州的路走得不平坦,曲曲折折,但一直发展得比较好。温州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诚哉,斯言!

  因为当时正逢市委书记外出,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三访温州,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钱兴中牵头负责接待。钱市长召集我们布置接待筹备工作,主要是准备材料,“要汇报好”,他特别强调要有新意,还打趣地说:客人已经来过两回了,这次来要再端出点“新菜”。他对准备材料提出要有三个“新”——温州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温州自己一般不提“温州模式”)、温州建设的新面貌、温州发展的新愿景。对于大学者来访,我们心怀敬意和敬畏,扎扎实实地按照三个“新”的要求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我自己执笔起草,钱市长亲自主持讨论修改,后来形成了五六千字的《向费孝通副委员长汇报提纲》。费孝通来温州第二天,钱市长在向他提交书面汇报提纲后,绘声绘色、如数家珍地以二次创业进程中温州的三个“新”,向他汇报了温州的变化发展。费老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插话询问,不时微笑颔首。接下来几天,费老兴致盎然走访企业、专业市场,视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并接连召开座谈会。

  1999年,应加蓬共和国利伯维尔市市长邀请,钱兴中市长 参加了11月14日——18日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市长大会。世界市长大会始于1984年4月,1999年那一届大会全球有300多位市长应邀与会,中国市长参加大会的是北京、温州两市,北京副市长张茅参加大会,温州市长钱兴中亲自参加,我和一位翻译随行。为什么邀请中国代表除了北京之外只有温州,首先同时任加蓬外交部长让·平有关。如同大家所知,让·平祖籍温州,其父程志平为加蓬国第一代华侨。1999年1月,让·平第二次被任命为加蓬共和国政府外交、合作部国务部长。他自1987年以来曾多次回温州寻根探祖,对温州怀有深厚的感情。其时,第十五届世界市长大会由加蓬作东,让·平促成了利伯维尔市市长对温州市长的邀请。另据中国驻加蓬大使说,温州经济发展经验在非洲一些地方当时已有一定影响,而这次大会以发展中国家的市长为主,请温州市长在大会介绍经验也是很恰当的,大会的邀请者加蓬方是与中国大使馆作过商议的。

  1998年底,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云南省在全省举办“温州模式”巡回报告活动,邀请温州组建报告团赴滇介绍经验,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

  1986年初春,费老一访温州,发表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在温州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肯定。1995年初春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大作,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在温州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的。”费老的第三次访问,是1998年 10 月,随后在《瞭望》杂志又发表了《筑码头,闯天下》一文。

  大约在1998年七八月份,云南省由省政府领导担任组长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成员来温州参观学习,我安排接待并给他们介绍了温州经济发展的情况。因为那时我刚刚完成论文《温州机制探秘》,结合此文观点对温州经验的介绍让他们感到颇有新意。他们回去之后作了精心策划,经云南省委省政府同意,以省政府名义,由省委宣传部、省个私办、省工商联联合组织巡回报告活动,邀请我组建“‘温州模式’报告团”赴云南作巡回报告。经钱市长同意,我再请了“温州模式”研究专家马津龙、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共四人组团前赴云南。我们四人的分工是:我就温州经济发展作全面介绍,马津龙从理论角度对温州模式作阐述,两位企业家分别介绍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的实际经验。

  在我看来,费孝通先生三访温州、三写温州(被媒体称之为“温州三部曲”),对于肯定、传播“温州模式”都是最重大的事件。2005年4月,费孝通——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泰斗,在北京溘然长逝,国内媒体即采访了温州市原市长钱兴中,他说:“费老和温州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如果没有费老三访温州,温州不可能会有现在这样的名气。”这是老市长的肺腑之言!历史地看,费孝通对温州经济发展的三次考察访问和发表的三篇大作,对于支持和肯定“温州模式”,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前面说到这次研讨会对“温州模式”特别重视,这从参加会议与“温州模式”相关的代表也得到证明,除了钱市长,还有“温州模式”研究著名专家张仁寿、马津龙,温州开元集团董事长李跃胜和我,加上对“温州模式”研究有很大贡献的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阵容真是不小的。马津龙也同时在大会作了有关“温州模式”的专题演讲。在当天大会讨论环节,大家全“押”上去了,围绕温州经济改革轮番发言,那一天几乎成了“‘温州模式’讨论日”。次日中午,科斯教授还特地抽出时间,专门请钱市长等上述六位代表共进午餐,并非常友好地进行深入交谈。

  1999年初,费老在《瞭望》上发表了有关“温州模式”的第三篇大作——《筑码头,闯天下》。开宗明义,他写道:“……在以后几天的访问中,我又一一目睹了温州的机场路、大桥、码头、铁路,一边看,一边在想体育场里的场面所象征的敢闯敢拼、勇于争先的温州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才有眼前这番大变化。如果把现在这样的硬件设施看成是下一步大发展的基础,需要加进去一个什么软件呢?我脑筋里冒出了六个字:筑码头,闯天下。”很自然地说明了文章题目“筑码头,闯天下”这六个字的由来及其内涵。这篇文章共写了三个部分:“温州企业的两个趋势三大变革”,“温州的市场变化表明,温州区域经济正向现代市场经济靠拢,开始同国际经济接轨”,“温州码头在变化,建造码头的机制也在变化”。

  我有幸地协助钱兴中市长做接待、汇报工作,参与了费老第三次考察温州的全过程。费老这篇文章开头便写了他第三次访问温州的缘由:“去年春天,我在全国人代会期间见到温州的朋友。他们还记得我,说是应当感谢我初访温州后写的《小商品,大市场》为他们说了话,重访温州后写的《家底实,创新业》为他们鼓了劲,并邀请我再去访问。一席交谈,勾起了我三访温州的愿望。”文中的“温州朋友”就是指时任温州市长的钱兴中。1998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钱兴中前往北京北太平庄费孝通寓所拜望,随行的《温州日报》记者陈建东回忆说:“费老从房间里出来后,一边同我们握手,一边又招呼着,‘温州的客人来了,好啊!’因腿受过伤,他走起路来有点蹒跚,但依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在钱兴中市长的当面邀请下,费孝通先生“春天里的愿望,秋天里结了果”,当年10月第三次来到温州。虽然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但兴致仍不减当年。

  在大会的第三天上午,钱市长发表了演讲,他从产业、市场两个方面宣讲了温州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我随即以《温州日报》特约记者的名义发回了报道。在撰写本文前,我请在《温州日报》工作的朋友为我查找这篇报道,她说没有网络检索,只能找纸质的。我即告诉她大概时间,并说“印象在一版右下角”,她拍照回传过来,一看果真如此,二十年时间过去,记忆一点不差!这是因为我对这件有关温州的“空前”大事,有着特殊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记。为了回忆的客观性和历史感,我把当年的报道实录如下:

  ——市场经济是商品流通的经济,是要素流动的经济。人的流动促进了商品、要素的持续、多向的流动。地方政府不要怕人员外流。流出去人员、商品,带回来的是信息、技术、订单。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浙江省温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办公室原主任叶正猛深情回忆当年“温州模式”的传播往事。

  钱兴中着重阐述贸易发展的基础在于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温州逐步成为内贸大市。近年来,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基础在于温州注重实业发展。温州工业产品以轻型为主,主要生产适应人民生活需求的日用必需品和适应企业生产需求的中间产品。不仅像服装、皮鞋等行业已当上全国的“老大”。而且许多产品市场占有率都很高。温州正成为中国轻工业发展的特色城市,面对跨世纪的发展,温州将全面实施“产业升级计划”。一方面,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装备、工艺水平,加快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形成经济与高科技结合的机制,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块状经济的持续发展。

  有意思的是,与这个巡回报告活动差不多同时,大庆召开万人大会,主题是:我们怎样学习温州?上海一家著名媒体曾对此事作了详尽报道,戏称“全国学大庆,大庆学温州。可以说,温州是在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没有人为策划的情况下,极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巅峰的。”

  报告会后省政府要求各地开展“学习温州经验,放开胆子发展”的讨论,结合实际,落在实处,以期推动云南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三个月后,《云南日报》开出以“学习温州先进经验,加快我省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为通栏的专版,刊登各地、市、州分管领导的“体会文章”,纷纷畅谈学习温州经验的体会,表示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树立创造精神,并提出加快发展本地民营企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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